清明节前谈“死亡与尊严”：应如何体面告别

“死亡与尊严”清明论坛现场。主办方供图

“死亡是每个人对人生的告别，具有自主权和不可侵犯性，因而是尊严的。”2025年3月29日，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科学院院士韩启德在北京大学医学人文学院举办的“死亡与尊严”清明论坛上致辞。

“我理解尊严的死亡，就是那一刻来临时，这个人身无牵挂，亲人绕膝，对自己的一生满意，对自己终末期的医护满意，没有遗憾苦痛，可以坦然地接纳死亡。”北京大学医学人文学院教授王一方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王一方长期从事生死哲学研究。

“我们必须尊重每个人对自己生命终结方式的选择，特别是有体面和减少无谓痛苦的方式，必须努力构建保障人们获得有尊严死亡的法律、伦理体系和有效举措，必须弘扬有尊严死亡的文化与社会氛围。”韩启德说。

“比较切实可行的是提倡尊严死”

在当下，对于尊严死，还有众多问题存在争议或者需要解决。韩启德说，在生不如死的情况下，安乐死是有些人的愿望，但到目前为止还只在极少数国家获得允许。“主要原因不在伦理方面的分歧，而是受限于众多复杂的社会和文化因素。”

韩启德认为，中国目前关于安乐死的研究多数基于西方国家的理论和实践，少有自己深入实际的调查研究。“我觉得现在比较实际可行的是提倡尊严死，在生命不可逆转或生存质量已经不可能改善的阶段，停止通过医学手段来维持生命。这与安乐死不同，后者是采用手段提前结束生命，而前者仍然保持了生命自然流逝的过程。但尊严死是否符合伦理、是否需要立法、如何与安宁疗护相结合，这些都值得讨论。”

韩启德强调，与尊严死相反的是“失尊”的现象，需要社会广泛关注。比如生命终末期患者生命质量全面下滑，出现失能、失智、失控等情形，并且不可逆转，对他们不仅需要全时的悉心照护，而且需要从各个方面给予更加全面和立体的关怀，否则失尊就在所难免。

韩启德介绍，近十年来，安宁疗护越来越受到重视，也有长足的发展。但如何从体制机制以及政策上推动这项事业发展还存在不足，具体如学科设置、人才培养、医生评价、成本核算、收费标准、医保介入、社区作用等方面都还缺乏有针对性的办法。

“制度的完善和法律的规范不能解决安宁疗护所有的问题，除了公众人文理念上的认知差异，安宁疗护的发展还需要更多的商业支持。”王一方说，“很多人可能愿意花十万办一个婚礼或者庆祝其他事情，但不愿意把同样钱花在一个临终的老人身上，甚至老人自己有钱也未必愿意。但医保基金容量有限，只能报销安宁疗护中的部分医疗费，还需要多元的商业支持。”

在韩启德看来，尊严死还包括生前预嘱在身后能否实现。早在十多年前，北京就成立了生前预嘱推广协会和注册中心，大力推广生前预嘱，虽然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影响，但目前为止注册的人数有限，很多患者在临终时未能实现自己的愿望。“如何使更多人立下生前预嘱？如何排除来自各方的阻力？如何提高生前预嘱的法律地位？家属中有不同意见时如何确定主要责任人？”

韩启德还认为，在与尊严死相关的脑死亡、器官捐献、丧葬习俗等方面，还存在从传统习俗到人文理念方面的不理解和不认同，亦需要广泛的社会关注和充分讨论，以维护逝者尊严和弘扬崇高的生命精神。

命悬一线，何时放手

尊严死的相关讨论中，颇受社会关注的是，当一个人处在看似医疗无望的状态下，是否需要持续给与医疗支持？多位与会学者认为，医疗资源是有限的，需要把有限的资源用到更恰当的地方，比如用在医学上认为可以濒死复生或者提升健康生命质量的人群身上更为合适。

“（与安宁疗护不足）形成对照的是，一些大医院的危重病抢救（ICU）急剧膨胀，其中收治很多没有生存希望的患者，不仅大量浪费医疗资源，而且使那些患者丧失了本应享有的死亡尊严。ICU收治患者的界限如何划定？有没有可能制定标准？更重要的是实行标准的动力在哪里？需要探讨。”韩启德说。

而在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危重医学科主任医师薄世宁看来，尊严死不仅关乎即将去世的人，也关乎与之存在密切关系的人，尊严应当是有选择的时间和自由。他举例，早在2004年的从业初期，他曾对一个溺水损伤接近植物人状儿童的父母直言，孩子生存希望渺茫，曾多角度建议患者家属放弃治疗，但在其父母长达半年坚持中，孩子最终醒了过来，且智力没有受到影响。

“对一个ICU医生来说，患者尊严的第一条就是我不放弃希望，人很多时候是死于被放弃的那一刻，如果有希望，请你一定要不放手，这个是对生命尊严最大的呵护。”薄世宁说，但不放弃希望要建立在充分考虑患者病情、现实条件的基础上，利用目前最前沿的医疗方式给患者的绝地重生提供机会。

“有时候生命不单纯是自己的，还是这个社会的，而医生不仅仅要治病，更要救心。”薄世宁还说，大概每个医生都要面临这样的问题：当病人无法医治时，家属非要治，医生该怎么办。他认为，医学的终极目的是给人类提供关怀和安慰，治愈疾病只是提供安慰的一种方法，也要负责帮助在患者不可治愈时，那些活着的人，怎么面对死亡。

薄世宁谈到，此前他曾收治一名22岁的重症男孩，入院后没多久便发展为脑死亡，医学救治无望，但在其父母的守护和要求下，八个月后才放弃对男孩的医疗支持。“孩子的父母说，有了这八个月，未来我们还可以再继续活下去，也准备再要一个试管婴儿。”

“面对‘放手’的不同态度，内含对待生命的辩证法，一方面不让生命继续承担无谓的痛苦，另一方面不让有希望的生命就骤然熄灭。”王一方说。医生充当的是与死神拔河的角色，自然不能轻易放手，另外医疗上也有所谓的假动作，即安慰性抢救，这其实是为了宽慰生者。

王一方认为，在医疗救治必要性的选择上，其实需要家庭成员共同决策，而非对患者及部分亲属有所隐瞒，即采用家庭会议制，“找到一个黄金节点，这个节点之前生命是有品质的，节点之后生命没有品质，甚至是很痛苦的，在一些情况下，放手可能是一种更有尊严的爱”。

南方周末记者 吴小飞 南方周末实习生 宋宇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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