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家、“沂蒙二姐” 等人民日报撰文：我们的第一本书

世界读书日插画海报，人民日报客户端出品，钟金叶绘制。

油画《文化港湾——北京城市图书馆》，作者王汉一。

人生有很多个难忘的“第一”：第一位老师、第一个朋友、第一所学校……当然，也包括“第一本书”。对于一位作家来说，这是他出版的第一本书；对于一位出版家来说，这是他编辑的第一本书；对于一位文学爱好者来说，这是他难忘的第一本书……第一本书，刻度着时间，凝结着心血，影响着认知，改变了人生。

今天是世界读书日，让我们跟随几位作家、出版家、艺术家、文学爱好者，一起走进他们的“第一本书”，聆听那些写书、编书、读书的故事，在书香中，感受崇尚知识、追求进步的社会风尚，涵养生生不息的向上向前的精神力量。

——编 者

麦 家

我“造”的第一本书

不是什么秘密，我和父亲曾有长达20年冷战，我将对父亲应有之爱尽量给了母亲，怨恨却像棵树一样长高长大，长出了年轮、粗皮。从一个角度讲，我长大的标志是将对父亲的怨恨从日记里亮了出来，明码在日光下、日常中。这当然令人羞耻，但恬不知耻的我不以为耻，我的脸像知更鸟的蛋一样蓝，不是红。有人说，我这是为当作家埋下了种子，因为父子冲突是文学母题。我无语，脸像映出蓝色火焰的烙铁一样红。

命运齿轮嘎嘎转，转到某种神秘约定中。1986年，受《麦田里的守望者》启诱，我勤奋的笔不甘心只写日记，开始写小说，并有幸在多年后出了第一本书《紫密黑密》（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书寄回家后，母亲给我来信说，父亲捧着我的书在村里大走了一圈。那是一个6000人的大村庄，我不知父亲要多久方能走完一圈，只知父亲之后还要走一圈又一圈——母亲说，像抱着个大孙子似的，不遗余力地广而告之，鼓吹我“造了一本书”。父亲读过半年私塾，去过杭州、上海，能看报纸。他知道书是写出来的，但他偏不说写，偏要说“造”。

这是他的创作，也是他的创造。

无疑，“造”比“写”更形象、更壮观，也更符合一个农民的语法。从那以后，我赋予自己一个私密的称谓：造书的人。这是个小小的收获，意味却是深又长：我和父亲久深的冷战大抵就是从此开始消融，如冰封的大地回春，我鼓励自己输出优秀的情感，拒绝简单粗暴，而是成熟、理性、高尚地对待过往、过错、过失。这是个不错的话题，令人愉快，但不宜在此赘述。

命运齿轮不停转，转得我晕头转向。作为一个写作者、造书的人，我经常不理解自己。有时我觉得自己天生是个造书人，因为童年是那么不幸——海明威说不幸的童年是作家最好的训练，我有童子功，心中有淤泥要疏浚，造书是我的命，也是渡我的桨；有时我又觉得自己并不配造书，因为我造一本书是那么难苦，每每都是殚精竭虑，颠来倒去推敲、修改，又不免胎死腹中，这样的惩罚像季节一样更替不止。两种感受像冤家死对头，从不悔改，不时神出鬼没，搞得我时常厌倦人世、怀疑人生。但人生怀疑也得过啊，就这样我过了青春，过了中年，过了花甲年，“造”了一堆作品，有所谓的“谍战三部曲”（《解密》《暗算》《风声》），也有《人生海海》《人间信》等这样的“故乡曲”。

毋庸讳言，现在中国传统小说处于窘迫的境况，读者不买账，小说在日益边缘化。像一对朋友，关系有些微妙，甚至有冲突。我以为，这时我们小说家尤其要拿出姿态，为小说前途思虑，不要太自以为是、自私自利，必须开阔心胸、眼界，练好金刚钻，拿出真功夫，而不是耍唬弄人的小把戏。我一直试图在做这方面努力：放下小说家故作高深的姿态，改变传统小说的腔调，从语言和故事层面寻求一种无障碍的阅读、激发好奇心的阅读。我像克制体重一样，克制小说故作高深，克制使用难字、生字、涩词，同时忌惮平铺直叙、线性叙事、流水账、无技巧。我不想装深沉。这不是一对矛盾，而是今日读者给我们下的战书。

罗维孝

我用脚“写”的第一本游记

我早年当过兵，后来在家乡四川雅安电力集团公司工作，因身体不好提前退养。医生说，冬泳可以预防、治疗多种疾病，我便把冬泳培养成最大爱好，寒冬腊月依然在青衣江里“扎猛子”。

我从小有一个愿望：沿着川藏公路走到拉萨，走最想走的路，看最想看的景。于是我和几位冬泳爱好者相约：骑车上“屋脊”！

2005年5月22日，我们一行7人踏上了骑行青藏高原的旅程。

骑游青藏高原，说起来轻松，等真迈出第一步，才知其中的艰辛。途中要翻越折多山、海子山、唐古拉山等多座高耸入云的山峰，还有瞬息万变的恶劣气候，一路上随时可能遭遇暴风雪。突遭藏獒袭击、路遇激流险阻、遭遇暴风雪挣扎求生、路遇塌方差点被埋、为探路一脚踏空险些掉下深渊……这诸多真实而惊险的情景，让我想起来都觉得后怕。这些不但挑战着人的体能，更挑战着人的意志。

6月25日，我们抵达拉萨。7人的队伍只剩下我和梁辉、郭绍奎3人。后来，我和梁辉又从拉萨出发，骑行青藏公路返回。骑至羊八井，青藏铁路轨道正在铺轨。施工负责人执意请我们参观刚刚铺就的最远端铁轨，称我们是“青藏铁路的第一批游客”。

途中，我们登上了唐古拉山口。雨雪过后的唐古拉山雄伟壮丽，不远处是即将竣工的世界海拔最高的火车站。我俩“聊发少年狂”，任由自行车一路飞驰而下，痛快地尽享在天路上“飞翔”的感觉，半天时间，我们竟一口气“飞翔”了127公里。

7月22日，我们经成都回到了出发地雅安。历时62天，我用自行车画出一个万里圆弧。

从青藏高原回来后，很多省内外的“驴友”找到我，向我打听骑游青藏高原的相关事项。这让我突然想到，为什么不把这次的经历用文字记录下来呢？记录下行程的豪情与欢乐、艰难与痛苦，记录下青藏高原磅礴的气势，记录下沿途纯粹的自然美，记录下旅途中的那一个个瞬间。

但我仅有小学三年级文化水平，写作的艰辛并不亚于重上一次高原。我花了整整一年时间，六易其稿，终于完成了创作。

“这是一本充满真情实感和心路历程的好作品。”四川民族出版社编辑听说后，主动上门索稿。在第十七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上，《问道“天路”——骑游青藏高原六十二天》一书举行了首发式。

此后，我开始“轮走天涯”，骑着心爱的单车遍游神州大地，其间3次踏上青藏高原，用轮迹丈量了4条进藏公路（川藏、青藏、滇藏、新藏公路）。继而从大熊猫发现地四川雅安宝兴县邓池沟出发，穿越8个国家，行程1.5万多公里，最终抵达大熊猫发现者阿尔芒·戴维的故乡法国艾斯佩莱特。骑行归来，我又开始“脚写的游记”，先后完成了《逐梦行者》《悟道丝路》等书的创作。

我今年75岁了，除了每天坚持游泳和在市郊短途骑行健身外，还办了一个公益的骑行游历博物馆，陈列我的创作手稿、拍摄的照片、骑行过程中收集的纪念品。我每天都在博物馆“上班”，接待来自各地的游客，博物馆已成为雅安的网红点、游客的“打卡地”。

吕玉霞

我读的第一本诗集

最近，媒体上一句“二姐，您别写了，再写就该进课文了”，让我受宠若惊。我不过是个爱写点“土味顺口溜”的普通农人，却得到这么大的关注。我写的诗，不过是把生活的酸甜苦辣、四季的更迭变换，用自己的方式记录下来，就是我想对网友说的话，是一种分享。“这是晨起暮落的成果，这是劳苦耕种的答谢，这是汗珠滴落的皎洁”，这就是我的生活，实实在在，充满泥土气息。

跟很多孩子一样，我的诗歌启蒙来自《唐诗三百首》。读唐诗，是在完全不解诗意下的背诵，在模糊的记忆里有父亲的背影。煤油灯下，父亲用粗糙的双手堆砌着地瓜干，一边干活，一边教我，他诵一句，我诵一句。父亲的声音浑厚有力，我一脸懵懂，稚嫩重复。

上学了，我再读《唐诗三百首》，知道了《赤壁》出自杜牧之笔，《鹿柴》的作者是王维，也喜欢上了李白的“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盘珍馐直万钱”，还能站在讲台上骄傲地背诵那些经典之作。或许是因为我爱读诗，能在老师面前熟练背诵，小学五年我一直是老师喜欢的好孩子。

读初中后，记得学校来了一位语文老师，很年轻，比学生们大不了几岁。他要求每篇古诗文都要背诵，大家站在操场上，背诵古诗文，谁背得好就可以回教室听老师讲解。我总是最早进教室的那几个。因为喜欢唐诗，我还拿家里的土鸡蛋跟同学换小人书版的《唐诗三百首》。因为反复阅读，我的作文也有了很大进步，甚至被老师拿到课堂上朗读。每次，我都会兴高采烈地回家炫耀。

那时我最喜欢的诗人是李白，他的诗豪迈，总能激励我。唐诗之外，我开始阅读更多的传统诗词，我也喜欢苏东坡。李白、苏东坡让我感觉遇到什么问题都不可怕。少年的我，曲解“将进酒”的含义，天天幻想着鲜衣怒马、气吐眉扬！

16岁了，我不再上学，把人生的青春时光交给了轰隆隆的织布机，在家乡纺织厂做了10多年纺织女工。我被评上操作能手，获得劳动模范称号，而最开心的是拿到工资的那一刻，因为可以去买喜欢的杂志了。我如饥似渴地阅读，把看到的好词好句抄在本子上，反复品读。那些有温度的文字，陪伴我度过无数个夜班的晚上、汗流浃背的农忙时节。读着读着，我幻想着自己有一天也可以写文章、写诗。

后来的后来，为人妻，为人母，走过了人生路上的风风雨雨，柴米油盐的缝隙，阅读总在不经意间给我指引和力量。2022年，我开始接触网络，写了很多小文章。3年里，我学会了拍摄、剪辑、直播，学会了思考，而更大的成长，来自对诗歌的学习。

有人问我，“读书有用吗？你半生已过，还在种地？”也有人说，“读书不给学历，不能找到好工作，等于浪费时光。”我来不及去想，因为属于我的个人时光，大多只有晚上，生命的亮光就在那些书中和诗行里。

田野里，我写下“借您的烤炉把红薯烤香”，“这是春吗？这不是春。这是花红柳绿的宣言。”“落笔千行应华章，美了田园醉了山岗。”我以土为纸，以山水为墨，书写自己眼中的田园和我看到的农人精神，书写我的家乡，书写生活的希望。

何沐阳

我与AI共读的第一本文学书

这两天，正在湘西凤凰古城推动文旅项目“心漾凤凰”，在沱江岸边晨跑，看着沱江上升腾的水汽隐约着吊脚楼，突然想起，我是不是应该重读一下沈从文的《边城》，在这AI时代做一种解构和缅怀！

2025年的今天，人工智能已渗透进生活的每个褶皱——当AI绘画工具复刻出莫奈的笔触，ChatGPT代笔完成情书，元宇宙技术重构社交形态，当算法以秒为单位重塑人类文明时，重读沈从文1934年写就的《边城》，恍若从数据洪流中打捞出被遗忘的月光。这部现代文学牧歌传统的巅峰之作，以青山白塔、渡船黄狗编织的湘西图景，发出技术狂飙时代最深层的叩问：在万物皆可量化的数字丛林里，何处安放人性的温度？

茶峒的时光流淌如酉水，端午的龙舟、中秋的对歌、冬日的暖酒，构成循环往复的岁月年轮。老船夫几十年来不知把船来去渡了多少年的坚守，与算法每秒万亿次的计算形成刺目对比。沈从文笔下“溪流如弓背，山路如弓弦”的拓扑意象，恰似对抗线性时间观的隐喻——技术追求单向度的效率提升，而边城式的生命美学更看重循环中的永恒价值。当AI将人类决策压缩成概率模型时，翠翠在虎耳草梦境中的等待，恰恰证明了某些情感无法被优化的算法解构：傩送“也许明天回来”的开放式结局，恰如对抗确定性宿命的诗意宣言。

沈从文构建的湘西世界，人际纽带如同渡船缆索般紧密：老船夫将草烟塞进行人包袱的细节，顺顺慷慨济人的码头伦理，都构成费孝通所言“乡土中国”的格局，对应解构现代社会的原子化危机。当DeepSeek能模拟人类99%的语言模式时，《边城》中那些欲说还休的沉默时刻更显珍贵——翠翠听到歌声时“抿着嘴儿，不声不响”的悸动，恰是算法永远无法复制的灵魂震颤。

《边城》的文字被比作“新摘的烟台玛瑙樱桃”，这种充满生命力的语言美学，在AI生成的标准化文本中愈发稀缺。小说里“月光如银子”“虫声繁密如落雨”的通感修辞，与机器学习对修辞范式的数据挖掘形成有趣对照。当自然语言处理技术能精准分析《边城》的句法结构时，我们更需要重拾那些“厚道而简单的灵魂”——老船夫讲述翠翠母亲故事时的倒叙手法，不仅是叙事技巧，更是对生命记忆的虔诚守护。这种将悲剧升华为美学的能量，恰是冰冷算力难以企及的精神高原。

当马斯克宣称“人类可能只是硅基生命的引导程序”时，沈从文埋下的伏笔愈发清晰：翠翠等待的不仅是傩送，更是人类在技术洪流中守住的那份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或许正如小说结尾那道开放的选择题——AI时代的我们，同样站在“永远不回来”与“也许明天回来”的永恒张力中，而答案永远存在于人性与技术的对话深处。

聂震宁

我主编的第一套丛书

我从事编辑工作后，主持编辑的第一套丛书是“文科知识百万个为什么”（漓江出版社出版）。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那时我在漓江出版社担任编辑室主任。漓江出版社当时在外国文学出版领域影响颇大，社里决定在原创文学和普及读物出版上有所拓展。经过市场调查发现，图书市场上知识普及读物出版很不平衡，“十万个为什么”是理科的，“千万个为什么”也是理科的，用一句话来说就是“理盛文衰”。我们决定做一套“文科知识百万个为什么”。

1990年1月，我们确定了编辑出版这套丛书的计划，包括22个分册，秉持“好中求快”原则。“求快”，既是为了在市场竞争中捷足先登，也是避免撞车，担心其他出版社挤到这条道上来。有人提出就近组织书稿，便于突击撰稿。为中学生编撰文科知识普及读物，稍有专业修养的作者都不难承担，出版社所在的广西不乏这样的人选。可这想法很快被大家否定。既然“求好”，首先要有好主编、好作者。在知识普及读物方面，漓江出版社在读者中尚未建立信誉。倘若主编、作者不具备应有的信誉度，这套丛书要实现成功传播恐怕会很难。

基于这样的考虑，我们决定以北京丰富的学术文化资源为组稿目标，以国内权威专家学者为合作对象，形成出版物的信誉和感召力。事不宜迟。1990年春节刚过，我就直奔北京。我，一个小小出版社的小小编辑，逐一敲响了数十位著名专家、学者的家门。

我在北京大学上过学，门道还算熟，于是比较顺利地请到了《中国文学》分册主编袁行霈和《法律》分册主编沈宗灵。漓江出版社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合作最多，时任所长叶水夫自然就成了《外国文学》分册的主编。中国出版协会秘书长叶至善向来就很关心青少年普及读物的出版，爽快地把《文学知识与写作》分册主编应承下来。每个分册都要组织撰稿人队伍，《人民文学》杂志社和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一些编辑是老朋友，《文学知识与写作》的撰稿人也有了。

丛书中多位主编是辗转找到的。《新闻出版》分册主编萧乾、《汉语》分册主编张寿康、《戏曲戏剧》分册主编黄宗江等都是通过各种渠道拜访到，获得他们的欣然应允。

组稿找到门路不易，把合作谈下来似乎更不容易。拜访拟定分册主编时的谈话要作相当准备，因是出版社设计的选题，专家学者们并没有思想准备，谈话尤其需要具有一定的说服力和鼓动性，否则再好说话的人也会因心中没底而不敢接受。再有，22个学科科科要谈，还要保证不闹出常识性错误的笑话，不然对方也会因组稿编辑的浅薄、无知而谢绝合作。为此，我特别注意做好拜访前的知识准备。那时还没有上网检索知识的做法，遇到心中没底时，就往王府井新华书店跑，临时抱佛脚也要找到一些专业书恶补一两个小时。

做编辑，一拍即合的组稿固然令人欣喜，可几拍也不合的组稿也很令人沮丧。有时眼看就要“成交”，忽然又声明没法干，真让人暗暗叫苦。这时须咬紧牙关，一计不成又生一计，一人不干再找一人，其中的曲折与委屈一言难尽。

在北京初春寒冷多风的街巷，我坐公交车甚至快步小跑穿梭了将近20天，22位主编相继就位。拿着名单去拜见著名作家冰心，汇报这套丛书的意义，并代表出版社邀请她担任丛书总主编。冰心仔细看了名单，感叹道：“这么多人都能请到，你们不容易。”

大学者写小文章，以趣味知识导引青少年的求知欲望，以广博知识拓展其求知视野，并以此配合中小学课程教学，弥补青少年读物“理盛文衰”的不足，这套丛书的出版一时传为佳话，丛书还获得当时的“中国图书奖”一等奖。中央电视台决定拍摄专题片《希望你喜欢》，著名节目主持人董浩是专题片的主持人。他对我说：“青少年都需要优秀的知识普及读物，有了这么多名人做主编，书又出得不错，片子肯定好看。”

读书二言（文思）

每个人往往是从父母那里学会了走路、说话，学会了笑和爱，但只有打开书本时，他才会发现自己有翅膀。人要超越现实、时空的限制，让视野变得广大，最好的方式就是读书。卡莱尔说：“过去一切时代的精华尽在书中，书中横卧着整个过去的灵魂。”读书是和这些伟大的灵魂做朋友，并与之交谈。读孔子的书，可知他的为人；读李白的诗，可了解他的旨趣。伟大的著作往往是作者付出一生的心血写成的，读书是体悟和吸收其中浓缩的人生智慧和思想精华。

一个人的改变，往往取决于他喜欢不喜欢读书、会不会读书。回顾自己的读书生涯，有两句话是我难以忘怀的，它不仅改变了我的读书观，也影响了我的人生观。

一句是胡小石的话。王季思回忆，他求学时写了一篇自觉满意的论文呈胡小石批阅。几天后，胡小石把他叫到家里，让他从书架上搬下各种书来，进而指出他论文中的诸多不足，并对他说：“季思啊，聪明人要下笨功夫。”这话如同当头棒喝，让王季思清醒，也让我们这些后来者听之生畏。聪明人很多，但肯下笨功夫的聪明人有限，都在急于求成，书读得不够多、不够细，或者读书不求甚解、不作深思，这样不管做事还是治学，必定也是浮泛的。朱光潜说，读书最重要的是选得精，读得彻底，与其十部书泛览一遍，不如取一部书精读十遍。多读、精读，都是笨功夫。苏东坡的“八面受敌”法，就是教他的侄女婿王庠读书，他说世间书太多了，“人之精力，不能兼收尽取”，每次读书，只围绕一个问题而读，读通这个问题后，再换一个问题继续重读，“此虽迂钝，而他日学成，八面受敌，与涉猎者不可同日而语也。”方法虽笨，但这样读书，条理清晰、系统全面，大可借鉴。毛泽东在《关于农村调查》中就盛赞了苏东坡的“八面受敌”法。其实，“聪明人要下笨功夫”一语，说的又岂止是读书，人生的许多方面，都不妨笨拙一些、扎实一些，可能会走得慢，但长期坚持，一定会有意外收获。

还有一句是章太炎的话。《太炎先生自定年谱》“1910年”有一条说：“余学虽有师友讲习，然得于忧患者多。”一个人的学问，固然有得之于师长和书本的，但在章太炎看来，这些都远不及他从社会经历和人生忧患中得到的多。社会和人生是一本大书，从阅历中、实践中得来的真知，与纸上得来的感悟终归不同。书本能教我，生活也能教我，忧患更能教我。读书所得的知识，一旦为生活所验证、生命所感应，才是活的。“尽信书不如无书”，死读书不如不读书，不读书或许还能守住天性，以真心、真情示人，总比以知识伪装自己更好。叔本华说读书要“反刍”，“只有通过反刍，才能把所读的东西化为己有。”人生所历经的每一次磨难、忧患和危机，其实也是对所读之书的“反刍”，而每多一次这样的“反刍”，就多一次生命的自我完成。

书籍是我们生活中最忠诚、最有耐心的朋友，无论我们面临怎样的艰难困苦和精神迷茫，它都不会抛弃我们。以寻美的眼光来发现一本书的好，下笨功夫读书做学问，把人生忧患也当作一本大书来读，这是让自己变得丰富而辽阔的便捷之路。即便仍有人生困惑，最好的求助方式，还是读书。

（本文作者：谢有顺）

(来源:人民日报)